文 龙马
龙马老师的大作 大雪功山寺裁判问题频频引争议俱乐部内部矛盾纷呈，侠胆转乾坤发布之后，引发热议。裁判问题频频引争议俱乐部内部矛盾纷呈我188金宝博网站们收集裁判问题频频引争议俱乐部内部矛盾纷呈了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龙马老师就此做了进一步的讨论。以下是问答实录：
1、把公共品变成俱乐部产品确实有助于打破社会转型囚徒困境，但成功之后，又如何把俱乐部产品还原成公共品，而不至于沦落为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之私？
龙马：个人认为，这个“此后一步的演化方法”没有一定之规。从原理上，没有能保证自由的无忧药，即使是在当代最开化的国家也需要时时警醒，保持自由思想和行动能力。
上次的文章讲到日本“萨长土肥”得势，这时他们需要完成的承诺有尊王和至少表面上的四民平等、各地区平等，此外，意识到需要追赶西方国家才能自保，短期内不可能直接回到德川那种严控等级之防的社会了。而随着西学东渐，日本又兴起了自由民权运动。
在萨长掌实权的情况下，“自由民权运动”首先以来自土佐，肥前这两个“说得上话”的地方的人士为知名倡导者，比如肥前（后来的佐贺）的江藤新平，土佐的板垣退助。前者后来因参与兵变遇害，进入20世纪后，因为倡导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等法治建设之功，被平反。子孙也都当选议员。
话说回来，自由民权这一条线直到明治宪法颁布，算有初步成果，后来又发展出大正民主的气象，但直到二战后盟军司令部GHQ开始占领政策，才算占了上风。
至于此前，萨长的威势是慢慢消退的，可以说荫及子辈。但因为有社会实际已经存在的制约，如各地方仍然存在同声同气的共同体、自由民权运动、天皇等，不太可能发展成纯粹的一党一派之私占有国家的形势。举实例说，地方起事、造反等等的能力还在的，比如江藤新平参加的“佐贺之乱”被镇压了，但人心并不尽服，以后还得平反。另外重要的是如果经济上没有太多的官办企业和经济管制，民间就会较少受到政府的影响。
最后，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认为至少一定程度上的“荫及子辈”有合理性。我有好友曾和韩国人交流过，光州的几个大叔说他们年轻时有牺牲，但最后都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年纪大了觉得当时幼稚。这就是把人当“圣人”处理的弊端，我觉得这样会降低合作能力。该给的红利还是要给。不过不一定要去分公权职位。可以有别的办法。
2、如果说外部压力相当重要，那么，在外部压力之下，如果没有革命或者说起义，是不是也会发生现代化转型？
龙马：我认为有可能，有这类的一些案例，象欧洲的一些小国就是不断改良来的。比如说北欧，可能有民族独立运动，或者抗议时有小的伤亡，但总的说来是逐步改良而走入近代和现代。不过这些国家在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上和欧洲其他国家关系紧密，美英法等等欧美国家发生的事情，在上下看来都属于“共同知识”，互相知道并且知道对方也知道，不再需要重演一次。但这种情形很不一定能无条件推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共同知识”和内外部环境可能很不一样。
3、从长期来看，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揭竿而起的勇士，但总是陷入治乱循环的怪圈。对于明治维新，也有人认为，日本由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真正的转型是发生在二战后。那么，高杉晋作这样的勇士是否还值得鼓励？
龙马：我觉得并不能说在日本那时就是军国主义了，可能到20世纪二十年代都还有通往正常国家的出路。至于治乱循环问题，在缺少新增信息，缺少文化输入，内部也缺少互相有力制衡的社会组织的时候，也在所难免。但该记住的是，自由和权利并不是纸面上的法律所能保证的，永远需要有捍卫自由的意识才可能保持自由。真自由主义的崩溃·三一文的最后部分，就有“该不该鼓励”“不鼓励会如何”的仿真推演，这里直接说结论的话就是，不鼓励当然会有长效的负面效果。（但保持这样的能力，和不要轻易使用之并不矛盾。就我看来，走普通的法律程序，或者诉诸舆论、公众讨论等都是该优先考虑的，而斯诺登的那些做法已经是过激了。）
4、文中分析，僭主政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自保能力，又分析，僭主政治会尽全力使委托人无法“更换代理”。在其统治下，社会陷入普遍恭顺的囚徒困境。这二者之间是否矛盾？
龙马：少量的希腊人可以打败波斯帝国的大军裁判问题频频引争议俱乐部内部矛盾纷呈；在旧时代，少量的欧洲人就可以在亚非拉统治大片土地和众多人民。很多大帝国往往是不断被很少量的外来者征服，并且长期被异族统治。这种集权统治的社会，上对下可以成功统治，但社会内部自身的力量会衰落下去，在外部因素通过代理人或者新的军事因素引入内部时，原有帝国的统治者就应付不了。换个角度说，在动物身体里的寄生虫会用各种方法防止自己被排出，被杀死，还会占用资源繁殖。但这个动物比起健康的动物就虚弱了。
大雪功山寺，侠胆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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